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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代绿釉的一时风光

作者:菲律宾4大赌场    更新时间:2020-11-01 11:13

  在中国陶瓷的颜色釉队伍中,绿釉可能是最低调的一个。它自汉代延绵至清末,虽然从未站上“C”位,却也不曾缺席一朝一代。如同蓝天下青山间的一泓碧水,不见风浪,不会干涸。也许,华夏祖先看待绿色的目光,注定了绿釉平淡无奇的命运。但正是这种没有审美加成、没有皇权促进的沿革史,为我们呈现了一段更加真实的民间手工业发展历程,进而映射出封建皇权对瓷业促进与禁锢的一体两面。

  绿,帛青黄色也其注释写道:东方闲色为绿。绿色青黄也。一句话说明了绿色的“闲色”地位。早在上古,孔子出于对“礼”的维护,将红、黄、青、白、黑定为正色,斥责杂色。如:恶紫之夺朱…白当正白,黑当正黑孟子也说:树五色,施五彩,列文章,养目之道也从此,正五色在华夏文明中有了特殊的地位,这五种釉色的陶瓷也因祭祀之需,备受历代帝王重视。而正色为贵,闲色为贱,在唐代,绿袍是下级官员的朝服。白居易《忆微之》:分手各抛沧海畔,折腰俱老绿衫中。

  元人不懂正色闲色的规矩,但民间避讳青色,以其闲色代替,称“绿头巾”。明代,洪武三年下诏曰:

  在遥远的西方,绿色同样有些声名狼藉,一直是魔鬼和毒药的代名词。直到喜爱绿色的拿破仑横空出世,才第一次在上流社会掀起了绿色的风潮。然而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当时的绿色染料必须加入剧毒的砷才能保证发色稳定,这与从拿破仑遗留的头发和指甲中检测出过量砷化物不谋而合。所以酷爱绿色的一代枭雄最终死于绿色,让人无语。

  拿破仑去世后30年,梵高出生了。下图是他的名作《夜间咖啡馆》,绿与红的基调似乎充满着不安。梵高说,画中大面积的绿色渲染,就是想表现人类的可怕。

  汉朝从来不是瓷器的时代,昂贵的金属制品和华美的漆器才是上流社会的宠儿。上古辉煌一时的百越古窑,还在经历秦时强行融入中原文明的阵痛,直到东汉末年才缓过神儿来,由原始瓷器蜕变为真正的瓷器。但烧造简单,价格低廉的陶器还是有它的一席之地。汉代的瓦当让后世无数金石学家着迷,汉绿釉则是陪葬明器的主力军,一个在天空,一个在地底,都与人间拉开了距离。

  铅釉的出现,至今仍是一个谜。早在公元前2600年,世界上第一种人工染料“埃及蓝”就在地中海边生。而汉绿釉出现在武帝时期,有人因此认为,此时对西域的开拓,让铅釉技术从埃及进入中国。还有人认为,殷商时代的先民已经掌握了铅的冶炼,西汉时也有成熟的铅钡玻璃技术(既琉璃),所以铅釉应是华夏文明自身孕育的成果。

  在此我们不做学术讨论,无论其来源如何,汉绿釉都以明丽的色彩和适宜的价格,成为陪葬明器的首选。汉代厚葬成风,人们相信死后可以荣升天堂,所以亭台楼阁、案桌灶台、谷仓家畜、仆人歌姬无所不有,希冀着将今生的繁华带入来世,却在阴差阳错中定格了2000年前的繁华岁月。

  下图长沙博物馆藏汉绿釉陶奁,山势延绵,云汽蒸腾,另有飞禽走兽穿梭其间。女子闺房中的梳妆镜匣,竟也出落的如此自由洒脱,展现出大汉王朝奔腾壮阔的阳刚底色。

  其实,绿色算不上汉代工匠的主动追求。只是因为当时仅有铜与铁两种金属呈色剂,分别对应绿与黄。但去除铁中的杂质非常困难,直到唐末才真正解决,所以黄釉的发色质量往往不尽人意。绿釉就这样坐上了汉代陶瓷的头把交椅。

  汉人尚黄,武帝定其为帝王服色,影响了后世整个封建王朝。此外,汉初流行过一阵红色,刘邦还为此编了个“赤帝斩白蛇”的蹩脚故事,绿色从来不是他们的首选。好在绿釉孜孜不倦的表达着昂扬的生命力,让其终于在地下世界找到了用武之地。草木枯荣,如同轮回一世,让人类艳羡着、祈祷着自己也具备这种能力。绿色自然成为了这种期盼的最佳载体,委身于潮湿阴暗的墓穴,守护着主人遥不可及的来世梦境。

  西汉末年,地处浙闽的越窑在动荡中接纳了大量的北方匠人,逐渐恢复了上古时的鼎盛,并于东汉末年完成了原始瓷器到瓷器的过渡。另一边,汉绿釉则受其影响,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瓷器相比陶器,有着明显的强度优势,釉与胎的结合更加紧密,防渗性能也更好。此外,瓷器甫一登场,就以与生俱来的青色打动了隐逸山林的魏晋高士,明媚的绿釉突然显得那么直白浅薄。更重要的是,兵荒马乱的大分裂时代,让厚葬成为奢望。失去了地下的舞台,绿釉变得无处安放。

  1971年,北齐骠骑大将军范粹之墓在河南安阳被发现,出土了数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瓷器,如白釉四系罐,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白瓷;还有相比汉黄釉有了质的飞跃的黄釉胡舞扁瓶。而消失了300年的绿釉,也在这里悄然现身,却是羞羞答答。下图范粹墓出土白釉绿彩长颈瓶,只被工匠刷上了几笔绿色,不敢全器呈现,却也明确宣告了绿色即将回归。

  大唐的盛世,不仅承于笔墨、载于史书,也深刻的印入陶瓷的发展历程。一方面,“南青北白”统领江山,夺走了皇室与文人的目光;另一方面,蓝、黄、红、黑也一一粉墨登场,于民间各展身姿。绿色也不例外。

  唐代国力强盛,人民生活富足,汉代的厚葬之风跳过魏晋,重新盛行起来。虽然陪葬明器从汉绿釉换成了更加精彩的唐三彩,但绿色依然是当仁不让的主色调。

  更值得一提的,是集中在北方出土的绿釉实用器,标志着绿色终于从地下来到地上,从幕后走到台前。呼和浩特出土唐代绿釉长颈瓶,带着明显的西域风情。也许正是外来文化的冲击,让唐人抛弃了对绿色的偏见,这也解释了为何绿釉多在帝国北方现身。安史之乱前的唐朝北土,既是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世界文化交流汇聚之所。而帝国南方则一直是越窑青瓷的天下,文人士大夫们固执的延承着汉人的审美传统,陶醉于青色茶器中的袅袅茶香。

  赵匡胤见惯了五代十国时的兴衰起落,深知“创业”不易,守成更难。于是宋初朴素之风大盛,白瓷当道。宋朝中期,随着经济发展,百姓富足,文人雅士的精致生活成为社会主流,绿色终于找到了展现天赋的最佳舞台。炎炎夏日中,瓷枕是最清凉的卧榻之器,绿瓷枕则更加让人脑后生风。北宋张耒有诗赞曰:巩人作瓷坚且青,故人赠我消炎蒸,持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惊

  绿瓷枕在北宋的烧造十分广泛,河南巩窑,河北定窑、磁州窑,江西吉州窑…遍布天南海北。其中质量最高者,当属河北的两个窑口。虽然定窑以白瓷闻名,磁州以黑花传世,但他们并未放弃延承于唐代的北方绿釉传统,并大胆的将之前专属地下的绿色施于枕上。宋人自有宋人的哲学,自有宋人的意趣。

  此外,磁州窑将白底黑花作品再罩一层透明绿釉,称之为“绿磁州”,工艺繁复,成本高昂,显然是为高端市场设计,美学效果却并不突出,于元代草草收场。

  靖康之耻,宋室南渡,有绿釉传统的北方窑口落入金人之手。但金朝的自身民族文化发育并不充分,就迅速陷入了强势的汉文化包围圈,除了完颜阿骨打一番“以白立国”的表态外,对其他颜色并无追求,也就放任了绿釉的自生自灭。于是宋绿与金绿一脉相承,几无区别。

  提起辽国,大多数人可能只会想起金庸笔下的乔峰。其实,辽国文化非常精彩,介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形成独特的渔猎风貌:

  可见,“水草”是契丹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因此也就不难理解绿釉在辽国的超然地位。而渔猎民族天然重商的特性,令其手工业水平并不输于南边文采昌盛的大宋王朝。

  辽瓷最有特色的是皮囊壶、鸡冠壶等仿皮具器型,以坚硬的瓷器表现皮革的柔软,并恰到好处的呈现出皮囊装水后饱满的弧度,让人拍案叫绝。辽人立国后,原来“车帐为家”的生活逐渐远去,瓷器进入生活。但绿色与皮革,仍然伴随着当年的金戈铁马深深烙印在辽人的血脉。

  好在,一种叫做“孔雀绿”的色彩在元代悄然成长。在今人看来,这显然是一种蓝色,然而古人认为它是绿,而且是最绿的色彩,所谓“春来江水绿如蓝”,就是此意。孔雀绿与蓝釉一样,来自遥远的中东。大唐末期,这种让人迷惑的色彩跟随阿拉伯商人的点点白帆,在东南沿海踏上了青瓷的国度,经过五代十国的动荡岁月,最终在山西扎根,当时人们称它为“珐华”。

  但是,宋代“汝官哥钧定”的强势,如何能让珐华抬头。直到金人到来,孔雀绿才开始大规模烧造,常见于佛道两家的神仙塑像之上。元代,孔雀绿飞跃秦岭长江,来到了忽必烈设立的景德镇浮梁磁局,这里有被蒙古铁蹄掳来的伊斯兰瓷匠。在古老的东方帝国里兜兜转转之后,孔雀绿最终还是回到了故人之手,从而真正展现出应有的魅力。

  著名的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所藏1671件中国古代陶瓷中,有一件元代孔雀绿大罐,上面方方正正的“内府供用”四字,证明了其出身景德镇的皇家御用身份。这种与蓝色几无差别的“绿”,很容易让今人迷惑,却恰恰打动了满眼长空的蒙古统治者。孔雀绿也因此成为元代仅有的“绿色”表达,跻身景德镇传统釉色之列,一直绵延至今。

  好在,绿釉虽然错过了永宣盛世与弘治中兴,却最终等来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的盛世。康熙爷的第二任督窑官郎廷极,世人皆知其郎窑红名满天下,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孪生的“郎窑绿”,也是同样的“脱口垂足郎不流”,只是作为呈色剂的铜在高温下的氧化程度不同,就得到了一红一绿两个截然相反的釉色,造物之神奇莫过如此。只不过红色作为中国民族的“图腾色”,自然得到了朝野上下的关注,郎窑绿则悄然隐入同胞兄弟的耀眼光环,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纵观颜色釉的历史,无论是徽宗的青、永乐的白,还是宣德的红、弘治的黄,一到雍正手中,立刻分出浓淡、分出层次,变得眼花缭乱起来。不得不佩服四爷高绝的审美,总能在巨大的调色板中找到最美的色彩,却又恰到好处的抽走了汉文化审美中的哲学高度,只在美学领域恣意驰骋,展现了一个胸怀天下的精明帝王应有的手段和气度。

  雍正朝一众绿釉中,最精彩的是葱心绿。下图故宫博物院藏葱心绿绶带双耳瓶,轻巧的在绿色中加入一抹粉白,立即给人风光霁月之感。原来的浓艳与明媚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清淡柔美的内心感受。雍正爷精准拿捏了汉文化的审美命脉,至此,绿釉才算真正入了文人墨客的法眼,修成了正果。

  现代人很难理解为什么大自然中最常见的色彩,却被人为的赋予了卑贱的含义。所谓众色从五色出,蓝与黄融合得到绿,是如今人尽皆知的道理。古人在色彩的调配中发现了这一客观现象,并由此认为“混合”导致“卑贱”。其本质是维护“上尊下卑”的阶级观,进而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汉绿釉的诞生,本来就有些阴差阳错,人们将它安排在地下,让代表生机的绿色陪伴逝者的安眠。好在,破土而出一向是绿色的强项。宋元明三朝,绿釉小心翼翼的寻找着自己的舞台,不管是潜入夏日宋人的卧房,还是跋涉于白山黑水,亦或是附身“孔雀”之上,终于在又一个马背民族的朝代中修成正果。

  简单总结绿釉的一生,你会发现在清朝之前,其生存几乎完全依靠根植于民间的土壤。是民窑的匠人们不断尝试着绿色的表达,支撑着没有上层社会关注的绿釉勉强延续着香火。最终依靠康熙父子的盛世明君之心,登堂入室。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瓷业作为最重要的手工业之一,连接着庙堂与江湖。“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官方的态度主导着审美的方向,一方面使得中国陶瓷艺术因皇家的投入登峰造极,另一方面也扼杀了那些不符合“上尊下卑”观念的陶瓷之美。

  其实在“五色”之说尚未成型的春秋时期,绿色的意象非常丰富。《诗经·邶风·绿衣》:

  几多悼念亡妻的凄婉之思。毫无疑问,绿色是美的。这一点,上古的祖先们知道,驰骋于塞外的牧人知道,“潜邸”里的四爷知道。他们知道绿色代表生命,知道绿色中有柔情,知道“春风又绿江南岸”、“春来江水绿如蓝”。是他们让颜色釉的队伍中多了一抹低调的绿色,并让其在最后的时光一展身姿。虽匆匆,却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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