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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设计者之一彦涵之子彦东

作者:pokerstars官网下载    更新时间:2020-01-26 15:31

  原标题:听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设计者之一彦涵之子彦东讲述父亲的故事:用艺术刻画时代

  彦涵(1916.07.23-2011.09.26),江苏东海人,1938年赴延安参加革命,毕业于鲁迅艺术学院。1939-1942年于太行山抗日前线年任鲁艺、华北大学美术系教员,1948年起历任国立杭州艺专、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和系主任。曾任人民英雄纪念碑美术组副组长,并创作《胜利渡长江》浮雕设计图画。1991年,中国美协和版画协会授予其“杰出贡献奖”。2001年获第一届中国美术金彩成就奖,2003年文化部授予其“造型艺术成就奖”。

  记者:在与夫人白炎合著的《求索集》中,彦涵先生用“没去巴黎,直赴延安;半生坎坷,一生求索”概括了自己的一生。能否为我们解读一下?

  彦东:父亲的一生跌宕起伏,颇具传奇色彩,这些经历对他艺术观的形成有着很深刻的影响,让他的作品充满了创造性和探索性,总能体现不同时期的时代精神。

  1916年,父亲出生在连云港东海县一个叫“富安”的村庄。但那里既不富也不安,土地盐碱化以及地主的盘剥和北洋军阀的横征暴敛,致使民不聊生。苦难的生活,使他从小就耳闻目睹了世间种种的不平,也让他从小骨子里就有一种反抗的、永不屈服的特质。尽管一家人在困苦中煎熬,但我爷爷还是克服一切困难让父亲上了学。我父亲那会经常写完功课,就爬到戏园子的楼顶上,透过楼板的夹缝看戏台上的京剧表演。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对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到了十几岁,父亲实在走投无路时,突然想到了舅舅颜秀五。他听母亲讲过,舅舅很小就出去闯荡,慢慢有了本钱以后便在上海开了织袜厂,事业逐渐发达起来。舅舅很爱国,曾在物资上给予新四军很多支持。全面抗战爆发后,舅舅还组织了地方武装与日军作战。那时陈毅曾做过舅舅的工作,希望将其争取过来,这后来还成为电影《东进序曲》的主要情节。父亲在极其窘迫的情况下,决定给在上海的舅舅写信,请求帮助。不久父亲就收到了舅舅的回信,上面写道:“我有黄金的时候,便会给你黄金的帮助。”并随信寄来了十块大洋,让父亲去上海。

  父亲到舅舅家的第一天,遇到了一个三十多岁,满口家乡话的人。后来,父亲就发现这个人和舅舅的活动总是很神秘,经常与一些人在酒楼里会面,有时还需要他放哨。其实这个人正是潜伏在颜秀五家的中共地下党员陈佛生。后来父亲想要报考杭州艺专的时候,陈佛生希望他投考上海龙华警官学校,其实也是想把父亲培养成一名秘密战线上的情报员。但父亲一心想要学艺术,当收到艺专的录取通知书后,陈佛生对他说:“既然你执意要去学艺术,那我就送你一句话,你不要去画风花雪月,而要去画沧海桑田。”父亲就这样踏入了杭州艺专的校门。

  抗战时期的杭州艺专不仅在艺术上,在思想上也是一所非常活跃的学校。随着战争的临近,“为艺术而人生”和“为人生而艺术”两种口号的激烈交锋,其最终的结果是,在抗战爆发后,一部分同学去了巴黎,而另一部分同学走向了延安,我父亲是后者。

  1938年,日军轰炸杭州地区,杭艺开始向大西南撤退。在长沙停留期间,父亲在书店买到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很快被书中保尔·柯察金的故事深深吸引,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在他心中涌动。后来他又听说长沙的一所中学里,有位叫徐特立的中共代表要作报告,于是就和同学一起去了。礼堂里坐满了人,徐特立在报告中先介绍了抗战的形势,又讲到了延安的进步,那是一个光明的、有希望的地方,他希望有志青年都到那里去。听了报告之后,我父亲更是心潮澎湃,心中坚定了一个想法:“到延安去!”

  后来,父亲徒步11天走到了延安。而且缘分真是神奇,父亲历尽艰辛到达延安后,来和新生谈话的居然就是陈佛生。陈佛生见到我父亲非常惊讶和高兴,说:“我就知道你迟早会走上这条革命的道路。”

  记者:新中国成立后,彦涵先生担任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美术组副组长,是纪念碑浮雕设计者之一,并创作《胜利渡长江》浮雕设计图画。能不能讲讲当时的背景以及您父亲创作的过程?

  彦东:1949年9月30日,周恩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典礼上致辞:“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随后,现场所有代表向人民英雄脱帽默哀。接着,宣读了他亲自起草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段文字,后来由周恩来手书,被镌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当时纪念碑几经选址,最后决定设在广场中心。在纪念碑的设计上,梁思成的设计方案通过竞赛得到采用,那是仿北海公园明代“琼岛春阴”石碑的碑型设计。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听取了专家们的建议之后,决定饰以百年革命斗争为题材的浮雕,以形象的方式彰显出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就这样,由此成立了美术创作组,著名作家、时任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担任组长,常务副组长有两位,一位是雕刻家刘开渠,负责雕刻方面的组织工作,另一位是我父亲,负责画稿设计的组织与协调。

  当时郑振铎指名要我父亲设计浮雕《胜利渡长江》,因为我父亲是亲身经历过战斗的画家,具有革命战争的经验,而且我父亲画过渡长江的油画,因此《胜利渡长江》的画稿便由他来设计。

  其实,每次父亲手持刻刀都会热血沸腾。他永远不能忘记出生入死的战友那一张张鲜活年轻的面孔。听我母亲说,那时在家中的小画室里,父亲埋首书桌,常常几个小时也不抬头。握刻刀和画笔时,始终控制着手的颤抖,每个战士的表情都被反复勾描着。有时,父亲眼睛直盯着这些浮雕,很长时间都不眨眼。稍有一个线条不满意,就立即起身重铺画纸,这样反复了不知多少次。他的后背一直弓着,黑框眼镜已经滑下了鼻梁也顾不上扶一下。

  他创作《胜利渡长江》共完成了三个设计稿,第一稿画的是战士头戴美式钢盔冲锋的场景,这虽然真实地反映了渡江战斗的情形,但考虑到群众对解放军的普遍印象,于是第二稿将战士们改为头戴布军帽,并且突出了指挥员以及划船民工的形象。后来,纪念碑建设时采用了此稿。其实当时我父亲又创作了第三稿,他希望把画稿修改得更完美,在第二稿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战士形象,增加了战斗的场面,但是因构图过长,超出了纪念碑的墙面而未被采用。

  浮雕《胜利渡长江》设计确定后,父亲便将画稿交给刘开渠和夏肖敏制作泥稿,完成后由曲阳的石工刘润芳等人用汉白玉打造。我父亲总是说,纪念碑的浮雕是画家与雕塑家共同创作的结晶,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包括来自河北曲阳和苏州的石工,他们的祖辈都从事石匠工作,这些人的功劳不能忘记。所以在创作过程中,他就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全体创作者的名单,包括20多个当年参加制作的河北石匠师傅的名字。

  纪念碑建成矗立之日,父亲在碑下站立很久,始终仰视着,那里深藏着厚重的历史和记忆。

  记者:您刚提到,彦涵先生在纪念碑的设计上被委以重任,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是亲身经历过战斗的画家。他是如何在漫长的战斗生涯中,以木刻刀为武器进行创作的?

  彦东:父亲到达延安后,经陈佛生介绍,见到了鲁艺校长沙可夫,他将父亲安排在鲁艺的美术系学习,学习的主要科目就是木刻。在当时,延安物资极为匮乏,学习油画和国画根本没有条件,所幸的是漫山遍野长满了梨树,这就给学习木刻提供了良好的材料。在艺术思想上,鲁迅将木刻视为一种战斗的艺术,并大力倡导“新兴木刻运动”,因而使得木刻成为鲁艺美术系学习的主要科目。我父亲从第一次拿起刻刀起,就与木刻结下了不解之缘。

  三个月的学习班很快就结束了,但在这期间,我父亲最大的收获是思想上的。他阅读了许多革命的理论书籍,聆听了李富春的演讲“什么是列宁主义”。他的艺术观“为劳苦大众的艺术”“为人生而艺术”也就是在此时真正形成。不久之后,他就光荣加入了中国。

  学习结束后,美术系准备让我父亲留下,但他坚决要求到抗战一线去,于是他就报名参加了由敌后艺术家胡一川领导的“鲁艺木刻工作团”,并于1938年11月开赴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他们随八路军渡黄河、翻雪山,穿过了日寇严密封锁的同蒲铁路线,落脚太行山抗日根据地。

  1939年的春天,父亲从工作团调到了武乡县大坪村的《新华日报》(华北版)工作,主要任务就是为报纸创作插图。就是从这个时候,父亲真正开始了他以刻刀为武器的创作生涯。当时几乎每天都有新的任务下来,这些木刻内容大多来自华北战区报道、世界反法西斯战况、英雄人物采访、战斗小故事。

  1942年2月和5月,日军两次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在日军包围中,父亲手持一支土造步枪,带领队伍拼尽全力突围。1943年他创作《当敌人搜山的时候》《不让敌人抢走粮食》《奋勇出击》《侦察员》以及连环画《狼牙山五壮士》等经典木刻,战友们手手相传。如果没有对战争出生入死的感受,就不会有这样的激情和精神。

  1944年,周恩来将木刻连环画《狼牙山五壮士》带去了重庆,交给美国记者路易斯·斯特朗带到了美国。后来被美国《时代》周刊印成了英文的袖珍本,据说,这本木刻连环画曾发给在远东战场上的美国士兵,以中国军人不怕牺牲的精神鼓舞他们。1945年4月,美国《生活》杂志刊载父亲的作品,标题为“木刻帮助中国战争”。木刻连环画《狼牙山五壮士》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场的物证,现今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并被列为革命文物。

  记者:陈佛生对彦涵先生来说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了,他当初那句“你不要去画风花雪月,而要去画沧海桑田”,您父亲是怎么理解的呢?

  彦东:其实我父亲当时只是懵懵懂懂地知道字面意思,并没理解其中深层的含义,直到后来在太行山那血与火的残酷战争中,他才真正理解了这句话,所谓的“沧海桑田”就是时代的巨变。

  我父亲说他从没忘记过这句话,并用他的一生来证明这句话。他说:“反映时代每一次历史时期的重大变化,人民的苦难斗争和他们的梦想,成为我创作的主题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父亲的作品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气息,表达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祖国繁荣进步的赞颂。像1978年,他以“海鸥”为题材创作出了象征新时代到来的经典木刻《春潮》,此后又创作了另一幅具有代表性的木刻作品《向大海握手》,寓意中国的开放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八十年代之后,父亲的作品转向对社会的关注以及对人性的揭示,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2002年,一场空前的灾难“非典”降临在中国,全国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展开了全面抗击“非典”的战斗,我父亲在这个特殊时刻,创作了木刻《白衣战士》,并立刻被发表在报纸上。后来有位老人竟复制这幅画做了一只风筝,放飞到广场的上空,这件事当时还被《北京晚报》报道。2008年5月12日发生汶川大地震,已经92岁的父亲,每天都守在电视机前关注着救灾情况,和我母亲一起站在电视机前为死难者默哀。在这期间,他创作了木刻《生死关头》,是对生命和民族的血脉之情至高的咏叹。这也成为他艺术生涯中创作的最后一幅木刻。

  父亲仅仅9平方米的画室,曾接待过无数慕名而来的访客。一位外国友人瞪大双眼,不敢相信他就在这样狭小简陋的空间里完成大作,他却笑说:“你不知道,我有两间画室,一间9平方米,一间960多万平方公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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