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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源丨延安出土的这些汉代陶灶图像原来与升天

作者:菲律宾4大赌场    更新时间:2021-01-24 16:45

  近几十年来全国范围内出土了大量的陶灶明器,主要分布在关中地区、洛阳地区、江汉地区、陕县地区和临沂地区。1990 年代末以来,在陕西延安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汉代墓葬,出土了较多陶灶,按材质可分为施釉泥质红陶灶和彩绘泥质灰陶灶两类(图一)。这些陶灶造型独特,制作精美,极具地域特色,笔者从当地博物馆选取部分具有代表性且未公开发表的陶灶作一介绍,并对其种类、年代、工艺及其图案所蕴含的象征意义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灶作为人们生火做饭烹煮食物的器具,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经出现,到仰韶文化时期已经普遍使用。进入战国时期,灶也由原始的火塘和可移动的陶灶发展演变为固定式的锅台,成为古人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设施。而作为陪葬用的明器模型——陶灶,最早出现在关中地区的战国晚期秦墓中 。到了“事死如生”观念盛行的汉代,陶灶进一步被明器化,与陶仓一起成套随葬,成为两汉墓葬随葬陶器的核心器物,是两汉时期人们思想观念和精神世界的重要载体。

  2005年延安市宝塔区临镇出土。三火眼马蹄形。长23、宽22.5、通高22 厘米。灶面上火眼呈“品”字形分布,上置小釜,灶釜分体。右侧釜上放一绿釉深腹甑,其余两釜上各置一红釉绿彩小盆,盆内有绿釉曲柄小勺,前排两火眼间放一红釉绿彩小罐。灶尾为一绿釉瓶形镂空烟囱。上述灶面上厨具用品均可移动。灶前壁正下方开长方形落地式火门,火门上方用利器刻划两排菱形回纹,两侧各刻划出一只相向昂首而立的仙鹤,刀法简洁犀利。该灶通体施黄釉,菱形纹、鹤纹施以绿釉,极富装饰意味(图二)。

  2007 年延安市宝塔区南泥湾镇出土。形制与上述双鹤灶相同。长25、宽 23.5、通高20厘米。灶面上放置釜、盆、勺等用具和镂空瓶形烟囱。灶火门上方刻划菱形回纹,两侧各刻划一只相背而立,昂首前行、神态悠然的仙鹤。灶身通体施酱黄釉,菱形纹、鹤纹填染绿釉(图三)。

  2006 年延安市宝塔区李渠镇冯庄出土。形制与上两灶相同。长21、宽 22.5、高21厘米。灶面火眼上均置小釜,右侧釜上置一黄釉深腹甑,灶面正中放一黄釉耳杯。灶尾插接一模制龙首形烟囱,作张嘴嘶鸣状,龙首五官及颈部鳞片等细节清晰。灶面前沿和前壁上沿刻划两排三角纹带,火门上部及两侧刻划出菱形纹、三角纹以及水波纹带。灶前壁两侧刻划一对引颈长鸣、振翅欲飞的仙鹤,刻划刀法简洁洗练、娴熟,颇具感染力。灶身通体施黄褐釉,菱形纹、三角纹、水波纹及鹤纹填染白釉(图四)。

  2008 年延安市甘泉县道镇清泉沟村出土。泥质红陶。三火眼马蹄形。长 21、宽19、高20厘米。火眼上置釜,釜内有红釉曲柄小勺,右侧釜上置一红釉大甑,甑上腹部有弦纹数周。灶面上放置红釉小盆、红釉绿彩小瓶、小罐和反扣的红釉耳杯等器具。灶面前沿刻划出一菱形条带纹,灶尾圆孔中插一只模制红釉绿彩龙首形烟囱,龙首上昂,双目圆睁,张嘴嘶鸣,造型威猛。灶前壁中下部开一长方形中空式火门,火门两侧刻划出一对三角攒尖顶阙楼,上部刻划三角纹和网格纹。灶身通体施酱红釉,阙楼和三角纹用绿釉勾画,釉水明亮饱满。值得一提的是,该灶前部左侧火眼上的小釜于红色底釉上加施一层黑色釉,较为特殊(图五)。

  2007 年延安市甘泉县道镇南义沟村出土。形制同上灶。长20、宽19、高 16 厘米。灶面上放置釜、盆、甑、罐、瓢、耳杯等用具和瓶形烟囱,火门上方刻划网纹。灶身通体施酱红釉,火门两侧用绿釉绘出简化双阙纹,灶面甑、罐、盆、耳杯、烟囱口沿施绿釉(图六)。

  2004 年延安市富县羊泉镇出土。泥质红陶,横排双火眼马蹄形。长17、宽19、高13厘米。灶面火眼上置小釜,灶面后部置两只小盆,盆内放曲柄勺和直柄瓢,前部倒扣一小耳杯,釜、盆、勺、瓢皆施黄釉。灶尾立一瓶形烟囱,下部施黄釉,上部施绿釉。灶前壁中下部开一长方形中空式火门,火门两侧及前壁上部刻划网格纹带,网格纹带之间刻划菱形回纹。该灶共施釉三种色彩,灶身通体施红釉,前壁网格纹施黑釉,菱形回纹施绿釉。汉代复釉色釉陶已属少见,该灶施红、绿、黑三种釉色,实属罕见(图七)。

  2010 年延安市甘泉县劳山乡边疆村出土。三火眼圆角长方形。长22.5、宽 20、高19厘米。灶面火眼呈“品”字形分布,灶底封闭。灶身为灶、釜一体,釜身高出灶面,口沿下绘红、白彩两周。釜上置一盆一甑,盆甑口沿及腹部施红、白彩绘。管形烟囱塑于灶尾,略残。灶面四周围绕火眼用白彩、红彩勾边,绘出云纹一圈,其间点缀梅花纹。灶前壁中部开中空式长方形火门,壁面满布红、白相间的彩点装饰。灶两侧及后壁用白、蓝、红、黄四色彩绘云纹。此灶通体彩绘保存完整,纹饰繁缛,色彩鲜艳,不可多得(图八)。

  2008 年延安市子长县出土。三火眼马蹄形灶。长21、宽21、高22 厘米。灶面上火眼呈“品”字形分布。釜灶分体,其中两釜内各内置一曲柄勺,釜、勺为手制刀削。长方形中空式火门开于陶灶前壁中下部,火门及前壁四周用红、白、黄三色分别绘出菱形纹、网点纹和条纹彩绘。该灶最具特色之处在于其侧、后壁的彩绘图案 : 在用黄彩绘出的云气纹中,12只白羽缀红彩,形态各异的仙鹤嬉戏其间,或昂首前行,或静立回首,或曲颈啄尾,或互相争食,老鹤神彩飞扬,幼鹤弱小可爱。整个画面表现手法丰富、夸张,给人无限的遐想,堪称汉代美术作品中的精品之作(图九)。

  2006 年延安市甘泉县东沟乡红土沟村出土。灶体被塑成一只匍匐昂首的圆雕卧龙形象,龙身为灶身,龙颈、龙首为烟囱,龙首作张嘴嘶鸣状,龙角残缺。四肢位于灶身两侧作俯卧状,并塑出龙爪。长36、宽22.5、高23厘米。灶面三火眼开于龙背,呈品字形分布,釜灶一体,釜身高出灶面,尾部釜较高大,前部并列两釜矮小。方形落地式火门开于前壁中下部。灶身通体敷白彩,并用红、黑两彩绘满 “S”形小鳞片,龙口、眼、耳点红彩,龙身两侧用红、黑彩绘出双翼。灶门一周用红、黑彩绘出边框。此龙形灶制作精美,装饰华丽,目前,此种将灶体塑成圆雕动物形象的陶灶在国内尚未见报道(图一〇)。

  2009 年延安市宝塔区官庄乡出土。三火眼长方形,封底,底部带四扁方足。长28、宽24.5、高23厘米。灶面火眼呈“品”字形分布,釜灶一体,釜身高出灶面。细柱形烟囱塑于灶尾。长方形火门开于前壁正中。灶身通体敷黄彩,灶面及各侧面四边皆绘白彩条带,条带上及火门一周用红彩绘几何纹。左侧灶壁彩绘出两只水鸟,皆曲颈低头,张嘴伸舌,前一只为白羽缀红彩,后一只黑羽缀红彩,形象朴拙有趣(图一一)。

  2009 年延安市志丹县永宁镇出土。三火眼马蹄形。长22、宽19.5、高11厘米。火眼呈“品”字形分布,釜灶一体,釜身高出灶面,左侧釜较小。灶面右侧模印钩、瓢图案,尾部开一小烟孔,落地式火门开于灶前壁中下部。灶身通体敷白彩,釜口绘绿彩,釜身涂黑彩,灶面边缘用黑彩绘网格纹一周。灶前壁火门两侧各绘一身着绿色长袍,拱手相向而立的人物。灶壁后部中间墨绘一棵树,树两侧用黑彩各绘出三只同向而行的仙鹤,笔法简练传神,意趣盎然(图一二)。

  2011 年延安市安塞县招安乡出土。形制与上灶相似。长22、宽20、高 12.5厘米。落地式火门上方压印菱形回纹一排,火门两侧各压印一阙楼图案。灶身通体敷白彩,火门右侧绘一人,身着浅绿短袍,手执杆状物。火门左侧图案漫漶不清。灶侧壁两端各画一墨线人物,左侧为一男子,身着长袍,拱手跽坐。右侧为一袖手而坐的妇人,其余部分用墨线勾画出一组云气纹(图一三)。

  2010 年延安市安塞县高桥乡出土。泥质灰陶,形制同上。长23、宽20、高10厘米。灶身通体敷白彩,四壁上部用红、黑彩勾线一圈,底部绘莲瓣纹一周,中间用红、绿双色绘云气纹六组,色彩鲜艳(图一四)。

  从以上介绍和目前掌握的资料可知,陕北延安地区出土的陶灶主要有釉陶和灰陶两大类,其中釉陶灶占一定比例,釉色以红、黄暖色釉为主,绿釉少见,复色釉发达是其一大特色,甚至出现三色釉装饰,为其他地区少见。这些釉陶灶形制较为单一,以马蹄形灶为大宗,灶面上三火眼多呈“品”字形分布,也有少量并排两火眼的。火门有落地式与中空式两种,以中空式为主。灶、釜多分体。灶面上的各种厨具模型,种类丰富,配置齐备,甑、盆、盘、罐、瓶、瓢、勺、耳杯等一应俱全,多数可以移动,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这是其他地区极少见到的,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

  延安出土灰陶灶数量较多,除少量方形灶和异形灶外,和釉陶灶一样,其形制也以马蹄形为主,但多为灶、釜连体。火门以落地式为主。彩绘发达是延安汉代灰陶灶的显著特征,彩绘色彩鲜艳,纹饰繁缛,特别是将动物、人物图案绘于陶灶之上,更具自身特色,而将陶灶塑成整体圆雕动物的做法,则为国内仅见。

  上述陶灶鲜明的地域特色应当与延安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延安地处陕北南部,北连河套,南接关中,自古以来就是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融汇之地。到秦汉时期,延安为上郡辖区,成为连接北部边疆与帝国统治中心的过渡地带。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思想观念与当地原有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形成了这里独特的文化现象,延安地区出土的这些汉代陶灶,造型独特、装饰新颖、地域特征鲜明,应当就是这一文化现象的具体体现。

  由于这一批陶灶均系民众生产活动中出土后上交或征集而来,大部分墓葬信息缺失,故其年代主要根据器形、装饰特点以及部分同出器物来判断。从器形来看,延安地区陶灶以马蹄形灶为主,灶面上呈“品”字分布三个火眼,这种形制的陶灶在关中地区主要流行于西汉早中期 ;尤其是前文介绍的群鹤纹彩绘陶灶,其长宽相等、高宽比较小的特点甚至与关中地区秦代陶灶特征一致,年代或可早至秦末汉初,由于文化传播的滞后性,可能进入西汉早期。从装饰上来看,延安地区陶灶中釉陶比例较高,而关中地区釉陶器的流行早不过西汉中期,亦由于文化传播滞后性,因此延安地区釉陶灶流行年代至少已经进入西汉中晚期。另外,延安釉陶灶灶面上流行放置各种厨具模型,类似做法在关中地区主要流行于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差异在于关中陶灶系直接在灶面上模印厨具而非放置模型厨具,此差异当为区域不同所致,其年代则应当相近。从同出器物来看,延安地区主要流行以鼎、壶仿铜礼器和仓、灶明器模型以及罐、樽、灯、熏炉等生活用品为基本组合的器物群,不见井、厕、楼、人俑、猪圈、磨盘等东汉以后常见的器物,这种组合的主要流行年代应当为西汉中晚期至新莽时期。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延安地区陶灶于西汉早期就已经出现,流行于西汉中晚期,最晚可能到新莽前后消失。

  据笔者观察,延安汉代陶灶在制作上综合运用了分块模制、粘接、捏塑、轮制、刀削等技术。对于这种马蹄形、长方形空心立体灶,以及上文介绍的卧龙形陶灶,因其结构复杂,制作时不可能一次成型,应当是用专门的模具,分块制作陶灶各部件泥坯,然后进行组合粘接成型。有些灶上的附件也是模制而成,如龙首形烟囱、耳杯、小瓢等。捏塑技法在灶上的一些小型厨具有所运用,如釉陶灶上的小盘、小盆、曲柄勺等即为捏塑制作。而那些较大的盆、甑、罐、烟囱上都有明显的轮制痕迹,应为轮制而成。刀削工艺是陕北汉代陶俑制作的一大特色,在该区的陶灶制作中也有体现,如上文介绍的群鹤纹彩绘陶灶中釜及曲柄勺的制作就为捏塑与刀削技法的结合,先捏塑出其大致形状,然后刀削修整成型。

  延安汉代陶灶的装饰工艺十分丰富,有施釉、彩绘、刻划、雕塑、压印等。特别是在釉陶灶的装饰上,使用了单色釉、复色釉、刻划填釉、叠釉彩绘等先进装饰工艺,色彩丰富,对比强烈,装饰效果令人耳目一新,成为汉代釉陶制品的佳作。复色釉施釉工艺是延安地区釉陶制作的最大特色,即在一件陶器上同时施两种或两种以上釉色,它代表了汉代釉陶施釉工艺的最高水平。这种装饰技艺在釉陶灶的制作上也得到了充分运用。不仅有双色釉,更有在一件器物上同时施红、绿、黑三种釉色的,成为名副其实的“汉三彩”。刻划填釉是指先刀刻图案,再填以釉彩,对比强烈,主题突出,如上文介绍的双鹤纹灶中的鹤纹和几何纹装饰即是如此,这种做法可能是受到青铜器镶嵌工艺的启发。叠釉彩绘是指用绿色装饰釉在暖色底釉上绘出各种图案纹饰的装饰方法,如红釉绿彩双阙纹灶,在酱红色的底釉上用绿釉绘出的双阙和网格纹,色彩反差大,装饰效果好。彩绘是延安汉代灰陶灶的主要装饰手法,这些彩绘一方面纹饰精美,内容丰富,有云气纹、动物纹、几何纹和人物纹等;另一方面色彩鲜艳,种类繁多,有红、白、黑、黄、绿、蓝色等。有的直接在灰陶泥胎上彩绘图案,如上述灰陶灶1、灶2。有的则先通体敷白彩,然后再在白彩上彩绘,如灰陶灶 3、灶5至灶7,其精美丰富程度为其他地区所少见。

  写实与虚拟结合是延安汉代陶灶的艺术特色之一。这里的釉陶灶多数都配备有日常烹饪所需的釜、甑、盆、罐、勺、耳杯等一整套厨具,最多的可达十件之多,丰富程度超乎想象。这些器具不论大小,均造型准确,制作精巧,完全是对现实生活中灶具、厨具的真实摹写,让我们看到了汉人厨具的配置和组合情况,加之复色釉装饰的运用,使其成了一件件不可多得的古代微缩艺术品。在写实的同时,将仙鹤、阙楼形象刻划于灶门两侧,这种做法应该不是对现实世界的简单描绘,而与将陶灶烟囱塑成龙首形的虚拟做法一样,有着意识形态方面的特殊含义。

  粗犷与细腻共存是延安汉代陶灶的另一艺术特色。以刀代笔,在釉陶灶的灶壁上刻划网格纹、菱形纹、三角纹和仙鹤纹,刀法矫健、锋芒有力,所刻仙鹤形态各异,或引颈长鸣,或振翅欲飞,画面简练遒劲,感染力极强。而彩绘陶灶上的云气纹、人物纹、仙鹤纹则线条流畅繁缛,描绘细腻,形象生动。

  想象和夸张是延安汉代陶灶的又一艺术特色,如彩绘群鹤纹陶灶,在面积狭小的灶壁上绘出形态各异、大小不同的12只仙鹤嬉戏于云气间,意趣盎然,充满想象力。对仙鹤形态的描绘则大胆的夸张,着重表现仙鹤修长弯曲的颈部,飞扬的神采溢于画面,为我们研究汉代的绘画水平和绘画技巧提供了重要资料。上文中介绍的卧龙形彩绘陶灶则更是充满想象力地将一件生活用具塑造成一只圆雕神兽,并施以精美的彩绘,令人惊叹不已。

  延安地区出土的釉陶灶和灰陶灶火门两侧常刻划、彩绘或压印出一对阙楼图案,这种现象在其他地区的陶灶上非常罕见。阙楼是在中国古代位于重要建筑大门两侧的高台建筑,是门的标志,将它刻画在陶灶火门两侧,应当暗示了陶灶火门的某种特殊象征意义。在河南出土的汉代画像砖和四川、重庆地区发现的画像石棺上多有表现双阙图案的现象,且多与仙鹤、凤凰、四神等瑞兽和日、月以及伏羲、女娲、西王母共生,其形象与延安陶灶上的双阙相似 。有学者研究认为这些双阙图案是通往仙宫的“天门”象征,是墓主人升天成仙的必经之路。四川简阳县鬼头山东汉崖墓出土的 3 号石棺右壁上的双阙图案为这一推测提供了重要依据,石棺上雕刻单檐式双阙门,门下立一人,门楣上方榜题“天门”二字,明确将带双阙的门称为天门 。与之相同,延安汉代陶灶火门两侧的双阙和长方形火门及其上方的几何纹共同构成了“天门”的形象,成为墓主人升天成仙的入口,墓主人的灵魂由刻画阙楼的火门进入,转化为袅袅青烟从龙首形的烟囱中升起,飞上仙宫。

  鹤纹也是延安陶灶上出现较多的形象,位于与双阙纹相同的位置或灶台侧壁。在中国道教思想中,鹤为仙界之神物,仙人多驾仙鹤神游于天际。《列仙传》云 :“王子乔,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鸣,游伊洛间,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十余年后,来于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等解缑氏山头。果乘白鹤驻山颠,望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而去。”这一段记载表明鹤作为仙人骑乘神物的形象在汉代就已出现。在汉代升仙图中,墓主人多借助神物飞升,除了常见的龙车、鱼车及鹿车等,仙鹤也是重要的升仙载体 。发现于陕北靖边县杨桥畔东汉壁画墓 M1 壁画中即有仙人乘鹤飞升的图像(图一五);另外发现于陕北定边县的郝滩汉代壁画墓 M1 中也绘有一对仙人驾鹤护送墓主人升向天门的图像 。死后飞升成仙是汉人的梦想,与上述两座汉墓中的壁画内容相同,将仙鹤图案描绘在陶灶之上的做法则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墓主人希望驾鹤飞升成仙的愿望。

  延安地区陶灶上装饰阙楼、仙鹤以及龙首形烟囱的做法,反映了汉人渴望死后升天成仙的美好愿望,是道教神仙思想在当地丧葬习俗中的体现。另外,阙楼、仙鹤图案和龙首形烟囱这三个与升仙思想关系密切的装饰题材同时出现在陶灶上,而在其他类型随葬品如陶仓、瓶等器物上则极少出现,这一差异体现了陶灶在该地区随葬器物系统中的特殊性,很可能是升仙思想的重要承载体,为其他地区所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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